徐福，何许人也？凡是烟台人，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不仅因为徐福在2020年被评为“烟台十大历史名人”，更因为烟台人打小就从老人口中知道一个流传二千多年的故事——徐福是黄县（今龙口市）徐乡人，在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烟台时，从烟台带着3000童男童女乘船去了一衣带水的东瀛。但如果细问详末，真正能够说清楚徐福其人其事的人并不多，孩子问得急了，老人往往会说：“不信你就看看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嘛！”
2023年春节前夕，我收到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作家张炜先生作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先生推荐，鲁东大学陈佳博士、刘凤鸣教授的新著《基于〈韩国文集丛刊〉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0月版，以下简称《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一书。捧读之余，突然想起童年的往事，当年未曾有条件看到《史记》的我，即刻从书架上找到尘封已久的《史记》查阅了一番，证实过往老人所言非谬，领略了此书的重大价值所在。
太史公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徐福无果而返，他以“蓬莱药可得，然常为鲛鱼所苦”为由开脱。于是秦始皇在第三次东巡烟台时，亲自在烟台芝罘岛以连弩射杀巨鱼为徐福开路，送他开始第二次东渡，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历经2000多年的绵延传承，伴随着中日韩三国经济文化交流，徐福东渡事件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本书的问世，就是新时代、新视角下徐福东渡文化的新锐之作，无疑对烟台、对山东乃至对中日韩三国徐福东渡文化的融通、衔接和拓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让我们从日韩文献和民风民俗的记载中，重温了徐福东渡的重要历史价值
公元前219年及公元前210年徐福率领庞大的船队，从中国大陆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比欧洲航海家哥伦布第一次开辟新航路的1492年早了1700多年，比郑和首次下西洋的1405年早了1600多年。
本书认为，徐福东渡文化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时至今日国内外有关研究领域持续拓展，涵盖内容不断丰富，其持久魅力和重要作用日益显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韩三国徐福东渡文化研究日渐热络，纷纷成立徐福研究社团，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不断扩大，举办了众多徐福纪念活动和研讨活动，整理发掘了各种传说轶闻，每年均有大量研究成果和学术专著问世，已成为先秦史、秦汉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华侨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著述，除了来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形成的徐福研究热潮外，还有中日韩经济文化的深度开放交流，各地借徐福名义发展旅游的挖掘和支持产生的，从而导致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徐福其人其事、故里之争、启航港口、东渡路线、登陆地点等方面，往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这些分歧并不影响徐福东渡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相反，还扩大和促进了研究领域和传播的范围。近些年，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和日本弥生文化考古成果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徐福文化的学者开始重点探讨徐福东渡对东北亚的影响，及与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本书就是对徐福东渡在中国秦汉时期之后漫长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徐福文化的历史传承，尤其侧重徐福东渡一二千年之后的影响，即对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进行系统研究。该书通过对中日韩等域内外120多位著名历史人物留存的涉及徐福及徐福东渡的文献记载及相关传世文献的研究，不仅再现了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影响实况，而且还通过国外史料记载探讨了元代之前徐福东渡文化在当地的影响，这也是东亚各国至今仍在祭祀、纪念徐福，传承徐福东渡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历史价值所在。
《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让我们从日韩文献和民风民俗的考证中，看到了徐福东渡的巨大经济价值
本书通过大量中日韩史料研究，认为徐福东渡是中日韩友好交往史的开端，徐福已成为三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化身。正如张炜先生1999年在《徐巿在日本》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我总觉得从古到今，很少有谁能像这个人物一样值得寻味。他就是秦代的徐巿（福）。”可以说，徐福是2000多年来众多大陆人向东迁移的一个代表，而这些大陆移民对推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明进程贡献极大，徐福东渡正是这一史实的一个缩影。本书通过大量史料证实，徐福船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登陆后，向当地传播了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促进了社会发展，深受历代韩国和日本人民敬重。
徐福东渡途经韩国，这在中日韩三国徐福研究者中是一个共识，韩国的济州岛、巨济岛和南海岛留下的遗迹和传说证明了学者们的看法。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认为当年徐福东渡寻找的“三神山”是指朝鲜半岛中东部沿海的金刚山和南部的智异山以及济州岛的汉拿山。韩国现有多处纪念徐福的设施、场所，主要集中在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沿海一带和济州岛，庆尚南道南海郡南海岛商洲里锦山半山腰有“徐巿起拜日出”、济州岛朝天浦，汉拿山有“徐巿过之”等大型石刻。这些与徐福东渡有关的遗址、遗存，起始于何时已无考，但从朝鲜半岛历史人物的记载来看，至晚在中国明代就有了。
主持编纂《海东诸国纪》、时任朝鲜领相的申叔舟(1417年-1475年)，在《日本国纪》中记载了徐福东渡到日本这一事件。记载说，日本孝灵天皇时期，徐福一行东渡来到了日本纪伊州，并定居在这里。日本崇神天皇时期，纪伊州熊野山出现了权现神，这应是东渡到日本的徐福死了以后成为熊野山的权现神，所以，当时（指申叔舟到日本时）的日本人仍在祭祀徐福。
有学者统计：“（日本）从九州到本州的20多处地点，流传着有关徐福的登陆地点、活动遗迹、祠庙和墓葬等传说。”“日本现有徐福陵墓5座，祭祀庙祠37座，因徐福登临而得名的蓬莱山有13座，各种遗址和出土文物数以百计，各地历代传承和近代成立的徐福纪念组织和研究机构就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个，以秦和徐为姓氏的有17个。”日本的这些与徐福有关的纪念设施和场所，多是历史的传承，有许多是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在当地传说的基础上设立或建设的。
《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让我们从日韩文献和民风民俗的了解中，见识了徐福东渡的重要文化价值
本书通过对元明清时期朝鲜半岛历史人物关于徐福文化的文献记载的分析研究，让我们看到，这些认知虽然是徐福东渡一千多年之后的认知，但它们不仅客观反映了当时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也反映出徐福东渡文化影响之深远，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认识徐福、解读徐福东渡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全新的研究思路，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价值。
本书将现有的史料结合民间传说的发掘整理并加以综合研究，不仅拓宽了中日韩关系史的研究领域，而且更加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移民史发生的原因、特点及漂移的路线、规律，弥补了秦代史与海外联系研究中的不足。本书通过对各地众多的遗迹和传说田野调查资源的挖掘研究，将徐福东渡从历代扑朔迷离的烟雾中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轮廓，逐步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让我们重新认识特定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徐福东渡文化现象。可以这样说，元明清时期韩国、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仍带有中国秦文化的烙印，源头无疑就是来自徐福东渡文化的影响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不仅如此，徐福东渡对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文明史，对他们从水稻种植到耕作技术、从手工技艺到养蚕缫丝的变革与发展，从医术医药到汉字认同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
本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既不夸张虚构，也不妄自菲薄，力求真实再现徐福东渡的本来面目。徐福绝不是简单的一名游说方士，他是中韩日三国审视自身历史不可回避的对象，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故事与传说必将永久流传。如今，“徐福东渡传说”“徐福传说”已登榜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当然，从目前国内徐福研究的现状看，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在东亚区域的传播研究，还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和专著，韩国和日本相关论文和著作虽有所涉及，但同样缺少系统性、完整性、深刻性的专题研究著述。本书在这方面无疑是创新性和突破性的举措，对域外汉籍文献及国内相关传世文献皆有系统深入研究，本书的出版，不仅将成为烟台、山东乃至全国徐福东渡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也必将为促进东亚各国徐福东渡文化交流与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正如张炜先生在序言中所言：“开展徐福研究，不仅可以还原《史记》记载的徐福两次大规模东渡的历史真相，进一步确立徐福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会促进东亚各国文化合作与人文交流，增进东亚各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此书担当的正是这样一种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韩国文集丛刊》，是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辑影印的大型丛书，正编350册，附解题7册、索引8册，收录了9世纪到19世纪1000年间新罗、高丽、朝鲜朝时期的重要文集212种，是目前收罗最齐备、最权威的韩国文集汇编。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留日归国博士、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徐福文化、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陈佳先生，一位是鲁东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胶东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山东地方文化和古代中韩、中日关系研究的刘凤鸣先生，两位作者从《韩国文集丛刊》大量的文献中剥茧抽丝，精挑细选，条分缕析，枝附叶连，著就30多万字的大作，让读者得以从朝鲜和日本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认识徐福，解读徐福东渡文化，实属不易。尤其是对所引用的诗文，几乎全部一一详加诠释，让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徐福东渡文化已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文化符号，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价值。徐福东渡文化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东亚各国共有的文化资源、共同的学术话语、共通的交流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弘扬徐福东渡文化传统，开展徐福东渡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史为鉴，深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必将会促进东亚各国文化合作与人文交流，进一步增进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共同发展，在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作用。
